前DOJ反垄断主管坎特：AI公司要安全协调不需要反垄断豁免
乔纳森·坎特在Decoder播客中回应AI公司寻求反垄断豁免的争论：现有反垄断法已允许安全威胁信息共享，但若头部公司以“放慢竞争”为目的协同，则可能触碰反垄断法。
AI解读：这期Decoder的核心不是“AI会不会毁灭人类”，而是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当OpenAI、Anthropic、Google DeepMind等公司集体呼吁放慢开发、并要求反垄断豁免以便在安全问题上协调时，这算不算试图组建卡特尔。前DOJ反垄断主管乔纳森·坎特的回答很直接：不需要豁免，现有法律本来就允许共享安全威胁信息。
受影响最直接的是头部AI公司自己。坎特把它们的动机拆成两种：善意版本是真怕没有规则、不知道路在哪； cynical版本是烧钱太猛，希望借“协调安全”获得许可集体减速，好在IPO前把经济模型理顺。无论哪种，豁免都没有必要。
对普通用户来说，坎特给出的更实际路径是产品责任法而非新豁免。他用Boeing和Airbus打比方：一家飞机门掉了，不需要竞争对手一起放慢创新，而是自己把飞机制造得更安全。同理，AI代理闯祸，责任应落在造它的公司身上。
真正卡住的是国会。坎特说，国会既没能力也没意愿定基本安全标准，而各州做得相对更好；在联邦层面缺位时，产品责任诉讼成了实际约束，但Meta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案花了十年才逼出和解——他用这个例子说明单靠事后诉讼太慢。
至于中国，播客把它放在竞争政策框架里：一些公司被质疑想借安全监管排挤更便宜的开源权重中国模型。坎特没有展开细节，但节目提出的问题是，安全协调与竞争壁垒之间的界线到底由谁划。
在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前负责人乔纳森·坎特看来，前沿AI公司要求反垄断豁免以便在安全问题上协调，是一个没有必要的问题。
坎特在The Verge的Decoder播客中说，现有反垄断法并不禁止企业共享安全威胁信息。真正可能违法的，是两家公司说“我们竞争太激烈了，需要放慢速度”。
这期播客由Nilay Patel主持，是未来商业系列的第一部分。坎特现为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卡内基梅隆大学技术政策教授，在拜登政府时期主导了对Google、Apple和Ticketmaster的反垄断诉讼。
坎特对AI公司寻求豁免的两种解读
坎特把前沿AI公司集体呼吁放慢开发的动机分成最善意和最cynical两种版本。
最善意的版本是：它们害怕创新速度太快，而监管缺位让路上没有线、没有红绿灯、没有停车标志、没有限速，它们不知道往哪开，担心开出道路或撞到别人。坎特说，这种恐惧里可能有一点点真实成分——他相信它们相信自己说的“可能毁灭人类”，尽管他不确定这个末日场景是否准确。
最cynical的版本是：它们花了太多钱、在大量失血，无法持续，但如果现在收缩，会影响IPO估值。因此它们希望有人给所有人许可，让大家一起停止如此高的支出、放慢创新步伐，这样就不必那么拼命竞争，可以在上市前先把经济账算清楚。
坎特强调，无论按哪种解读，都不应导致任何形式的反垄断豁免。
“不需要协调也能造安全产品”
坎特用Boeing和Airbus的假想例子说明：如果Boeing担心舱门飞掉，那不是Airbus的错，也不需要和Airbus协调放慢创新来防止舱门脱落；它需要做的是把飞机制造得更安全。
同样的逻辑被他延伸到AI代理：如果有公司造出的AI代理闯入别人的技术系统，就跟员工去做这件事没有区别。公司有责任建造安全可靠的产品，当它们的代理——无论是数字的、二进制的、AI的还是人类的——做了坏事，雇佣它们的公司可以也应该被追究责任。
坎特承认，在安全与保障领域存在合法的合作空间。例如建立一个信息交换中心，共享威胁、恶意机器人等，让所有人能造出更安全的产品。这类合作在其他行业也有，不需要反垄断豁免，因为反垄断法并不禁止这种工作。
他说，如果两家公司说“我们竞争太激烈，需要放慢”，那确实可能触及反垄断法，但这不应该是当前该做的事。
产品责任是现有工具，但速度是问题
主持人提到，如果我的Meta Muse代理去攻击你，那是不是Meta的错。坎特回答“两者皆是”：公司雇佣人，也建造技术，当这些人或技术代表雇主去偷窃或闯入别人财产时，存在责任，可能是产品责任，但不止产品责任。
他把最近Meta在Facebook和Instagram儿童安全与心理健康案中的产品责任结果当作框架奏效的例子。主持人立刻指出，这花了十年才奏效。坎特回应：“这就是问题所在。”
坎特说，国会本该厘清法律，但国会几乎什么都做不了。科技公司一边说想要监管，一边长期积极游说反对监管。他把这追溯到Citizens United和杰利蝾螈等制度问题，认为国会没有做它最基本的工作：设定基本安全标准和责任。
但他强调，国会不作为不是交付危险产品的借口。如果一家公司相信自己的产品会毁灭人类，那就不该造它；如果相信产品会闯入别人的东西，那就回绘图板，想办法造得更安全。他说这是创新问题，不只是监管问题。
州层面反而比联邦做得好，公众信任已受损
坎特说，现在的环境与15到20年前明显不同。当时有Section 230，给在线公司大量豁免，让它们更难被起诉，也给了它们不顾后果去创新的灵活性。他还提到从奥巴马政府延续下来的放任态度：让这些硅谷公司随便做，甚至让它们在白宫和国会安营扎寨，告诉政府该怎么写或不写规则。
他说，结果是公众对这些科技公司的信任被侵蚀或摧毁。现在更早开始这场对话，部分原因是人们说“骗我一次是你可耻，骗我两次是我可耻”。好消息是公众意识和解决问题的意愿更强；问题是国会因为Citizens United和杰利蝾螈等原因，对民众需求不敏感。
坎特认为，州层面实际上比联邦政府做得更好。他回顾说，六个月或一年前，国会中有人在不提出任何肯定性规则的情况下，主张对各州自行制定规则和监管施加10年暂停期，而当时国会自己没有任何肯定性方案。
他说，民调数据清楚显示，美国公众不信任这些公司、不喜欢这些产品、害怕即将到来的后果，即使长期后果还很模糊，短期后果看起来并不模糊。
政治重组与中国的竞争维度
主持人提到一个让他困惑的政治重组：特朗普政府的AI事务负责人David Sacks在推特上赞同前FTC的Lina Khan，说现有反垄断法就够了、不需要豁免、现有法律会覆盖、如果想停就直接停。坎特称这其实是“重组的重组”。
坎特回忆，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左右中三派都开始担心大型科技公司的权力。当他和Lina Khan上任时，他们有授权和公众支持，积极对大型科技公司执法。随后出现不可避免的反弹，特朗普第二任期与这些公司更友好，后来又变得亲密，现在他认为这种关系再次破裂。
播客还提到，彭博专栏作者Joe Weisenthal说“所有这些人都只是在说Lina Khan关于卡特尔权力的判断是对的”，以及几小时后Bernie Sanders和Steve Bannon在华盛顿同台呼吁彻底停止AI。
中国被作为一个竞争政策维度提出：有人质疑这些公司想借安全监管排挤来自中国的更便宜的开源权重模型。节目没有给出坎特对此的详细展开，但把“安全协调”与“竞争壁垒”之间的界线作为待解问题留在了讨论中。